杜甫的政治生活与当时的党派斗争
庞石帚（1895—1964）
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
我国古代诗人对政治最有热情的，除了屈原，恐怕就要数杜甫了。杜甫对政治的高涨热情，是由于他对政治需要的迫切，而这又与杜甫的家世教育、环境和个性等等有着必然的联系。杜甫在天宝九载《进雕赋表》中说：
自先君恕预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坠素业矣。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，修文于中宗之朝，高视于藏书之府，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。臣幸赖先臣绪业，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，约千有余篇。……臣之述作，虽不足以鼓吹六经，先鸣数子；至于沉郁顿挫，随时敏捷，而扬雄、枚皋之流，庶可跂及也。有臣如此，陛下其舍诸。
为了求得政治的出路，不惜作毛遂自荐，虽然这是唐代士子的风习（《唐文粹》卷八十七、八十八两卷所载皆唐人自荐书），但也说明杜甫对参加政治的希望迫切。至于他说“奉儒守官，未坠素业”，考杜甫所称的远祖杜恕，史称其“博学多通，明于兴废之道”，著有《体论》。隋书经籍志确是归在儒家内。其子杜预是一位政治家兼军事家，曾经平定吴国；但他“累陈家世吏职，武非其功。”著有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可见确是十足的儒家（并见《晋书》）。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中宗时有名的诗人。我们看杜甫一生的言行，诚如刘熙载所说：“少陵一生，只在儒家界内”。（《艺概》）他在诗里也自称为“儒”，有时又称“腐儒”或“老儒”（见《奉赠鲜于仲通》《奉赠韦左丞丈》《江汉》《出江陵南浦》等诗）。儒家之学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，因此，儒家必须参加政治，即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”。“士之仕也，犹农夫之耕也。”这是儒家唯一努力的道路，无所谓庸俗不庸俗。所以“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。”儒家当然祖述孔子。杜甫在《奉先咏怀》诗里说：
许身一何愚，窃比稷与契。
在《奉赠韦左丞丈》诗里说：
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
儒者平生祖述孔子，其最大志愿便是如此。据杜甫说，他二十四岁在洛阳投考进士的时候，早已立定这种志愿（见《奉赠韦左丞丈》诗），也即是杜甫政治生活的开始。但这次考试，杜甫却落了第。且喜他的意气还不沮丧，依然过着一种颇有英气的当时名士的浪漫生活。何以还能如此？其原因有二：一则一次落第，还有下次。自己青年，用不着着急；二则虽然当时的人羡慕进士，甚至把进士及第看作“成佛”一样（《封氏闻见记》：进士张倬两手捧登科记顶之曰：“此千佛名经也”。）但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有其他的出路可觅，即如从隐逸出身的就不少（唐代从隐逸出身的很多，杜甫的朋友如李白、孔巢父等皆是。隐逸而致身宰相的也有，如房琯、张镐、李泌皆是）。只要徒党多，声名大，还是可以达到个人的愿望的。
杜甫在三十五岁时来到长安，结束了少年的浪游生活。凭藉才名，他也结识了一、二权贵，如汝阳王李琎、驸马郑潜耀等。这时他虽然热衷于政治，而这些贵人却没有给予切实有效的吹嘘和援助，恰好第二年是天宝六载，遇着皇帝一时高兴，“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”，于是杜甫抓紧时机，立即赴召应考。结果怎样呢？元结有《谕友））一文，叙述当时的情形：
天宝丁亥中，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。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，恐泄漏当时之机，议於朝廷曰：“举人多卑贱愚聩，不识礼度，恐有俚言，汙浊圣听”。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，御史中丞监之，试如常吏。（原注：如吏部试诗赋论策。）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，遂表贺人主，以为野无遗贤。
杜甫与元结就同在这次欺侮蒙蔽的试场中“应诏而退”。杜甫在十余年前进士落第时满不在乎，但这回的碰壁，却因年事渐长了，平生大志，前途渺茫，不能不引起极大的牢骚。后来他在《赠鲜于仲通》诗里提起这件事：
破胆遭前政，阴谋独秉钧；微生沾忌刻，万事益酸辛。
倾吐了填胸的愤懑。自此以后，生活日趋困苦，他才逐步认清现实。少年天真的政治愿望似已渐归幻灭，但他终不死心，流寓在“居大不易”的长安，“残羹冷炙，到处悲辛”。数年之中，遂至“卖药都市，寄食友朋。”（《进三大礼赋表序》）所以不去者，大概还认为平生的政治大愿虽未能一时实现，然而近水楼台，何妨暂待，以常情论，活动的机会必然较多，这时便作诗到处投赠，自言“愁饿死”（《奉赠鲜于仲通》），“待吹嘘”（《赠田舍人》）。后来不得已，途穷叫阍（《奉赠崔于二学士》），两次献赋（一在天宝十载，一在十三载），都是为了自己取得政治出路。最后虽算得到一个地方卑职（河西县尉），但杜甫又不愿作，改命作一个掌管兵器的小官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），一个自谓“立登要津”，怀着“致君尧舜”宏大志愿的政治家，他的多年政治活动的结果，却是使人啼笑不得。杜甫有《官定后戏赠》诗云：
不作河西尉，凄凉为折腰。老夫怕趋走，率府且逍遥。耽酒须微禄，狂歌托圣朝。故山归兴尽，回首向风飚。
这是东宫官属之一，“从八品下”（《唐书百官志》），甚为卑微。杜甫说不作县尉是怕趋走，其实他之留恋长安是别有心事的。他在长安呆了十年，最后在天宝十四载一个冬天写了一篇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。这是一篇总结性的杰作，反映了安史事变前夕的社会现实，以及杜甫的政治愿望和他对人民的同情与忧虑。他写好这首诗，安禄山已经起兵了。
长安沦陷以后，杜甫的朋友王维、郑虔等都作了俘虏。杜甫在北行赴灵武途中也被俘到了长安。他在长安到处藏匿，亏他当时煞费心机，提高警惕，设法隐蔽，有时在曲江旁边潜行（《哀江头》），有时又在大云寺里徐步（《大云寺赞公房四首》）。他所最关心的，则是远近的战况。他写了《悲陈陶》《悲青坂》《塞芦子》诸诗。这是他陷贼时期所能做到的政治活动。一遇机会，他终于冒着生命危险，跑到凤翔去。在《喜达行在所》诗中说：
所亲惊老瘦，辛苦贼中来。
当时的千辛万苦，试一设想，真难形容。杜甫这时四十六岁，即在肃宗至德二载的五月，拜为左拾遗。这是门下省的属官，“从八品上”，“掌供奉讽谏，大事廷议，小则上封事。”（《唐书百官志》）算是杜甫第一次正式参预了国家大事。谁知就在本月，恰遇房琯得罪，杜甫上书替房琯辩护，以致触怒皇帝，犯了大罪，幸亏大臣张镐、韦陟营救得免，但肃宗从此便不重视杜甫。这年八月，特许杜甫回家探亲，最有名的《北征》诗，就是这时写的。收京以后，杜甫回京供职。《春宿左省》诗云：
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。
明天有事要奏，今夜便寝不安席，尽管听者藐藐，而他终是言之谆谆。他在当时很负责任。他后来在秦州有《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》诗，叙述侍御遭贬，最后自责说：
余时忝诤臣，丹陛实咫尺。
相看受狼狈，至死难塞责。
在蜀有《祭房公文》说：
公初罢印，人实切齿。甫也备位此官，盖薄劣耳。见时危急，敢爱生死。君何不闻，刑欲加矣。伏奏无成，终身愧耻。
晚年作诗，还时时忆起当时直言得罪的情况，可知其天性骨鲠，遇事敢言；况值国家多事之秋，正是他政治热情达于沸点的时候，今日一廷议，明日一封事，是不难想像的。而同时作左补阙（从七品上）的岑参，在《寄左省杜拾遗》中却说：
圣朝无阙事，自觉谏书稀。
同事一朝，同为谏官，且系平生诗友，而其对于政治的态度，竟有这样相悬的不同。然则同事一朝而彼此态度不同，因而形成对立的党派，这岂不是势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？
我们在上文叙述了杜甫的政治生活，并强调了杜甫的政治热情。在他在左省还没有离职时，有曲江游宴诸诗，颇有说明的必要。今摘录三首。《曲江三首》云：
一片花飞减却春，风飘万点正愁人。且看欲尽花经眼，莫厌伤多酒入唇。江上小堂巢翡翠，苑边高冢卧麒麟。细推物理须行乐，何用浮名绊此身。
朝回日日典春衣，每日江头尽醉归。酒债寻常行处有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。传语风光共流转，暂时相赏莫相违。
又《曲江对酒》云：
苑外江头坐不归，水精宫殿转霏微。桃花细逐杨花落，黄鸟时兼白鸟飞。纵饮久判人共弃，懒朝真与世相违。吏情更觉沧州远，老大徒伤未拂衣。
以上三首诗，最足以代表杜甫这时的复杂心情。从表面看去，好似收京未久，上下同欢，杜甫在供奉之余，也无妨随众游宴。景物过眼，而痛惜韶光；轩冕在身，而忽思皋壤，这也是诗人一般的常情。但我们所知的杜甫却不当如此：平生对政治是那样的热情，对自己的职责是那样的努力，一旦突变而为“纵饮”“懒朝”，一则曰“何用浮名绊此身”，再则曰“老大徒伤未拂衣”，岂不可怪？“盖棺事则己，此志常觊豁。”（《奉先咏怀》句）如今竟会一反素志么？要知他作此诸诗时，平生在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房琯早已罢相了，张镐也不在朝了，贾至、严武等也随之被贬了，自己则人微言轻，势孤力竭，于国事毫无补益，留既不可，去又不忍，抑郁无聊，而寄情于赏花纵酒，其苦闷实已达于极点。后来在华州《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》有云：
欲知趋走伤心地，正想氛氲满眼香。
又曰：
无路从容陪语笑。
又曰：
孤城此日肠堪断。
其凄恋长安如此。在秦州，《寄贾司马六丈（至）严八使君（武）两阁老五十韵》追叙当时，有云：
故人俱不利，谪宦两悠然。……禁掖朋从改，微班性命全。
宋代熙宁变法时，旧党遭到排斥，苏轼在汴京欲去未去，有《送刘道原归觐南康》。诗有云：
交朋翩翩去欲尽，惟吾与子犹傍徨。
其情状正复相似。不过苏轼之词出以激昂慷慨的畅言（参阅苏轼全诗），而杜甫曲江诸诗，则更为沉郁掩抑的抒写，有此不向罢了。有人疑心杜甫这时只知侍奉皇帝，此外就是陶醉在春风荡漾的曲江，花酒中看不见广大的人民了（参看冯至《杜甫传·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》）这就未免失之远矣。一提到诗，就离不开比兴。当西京收复，肃宗初政时，正是所谓“万物昭苏”，杜甫形容这时的光景说：“花动朱楼雪，城凝碧树烟”。（《寄贾司马严使君》）又云：“青春复随冠冕入，紫禁正耐烟花绕”。（《洗兵马》）当前真是无限的阳春美景。但此时敌势尚强，隐忧未已，朝廷措施，如果小有差忒，则可惜“一片花飞减却春”了。至于宦竖专柄，大臣屡罢，故交日少，时事日非，岂不是“风飘万点正愁人”么？试用此意读之，句句俱有着落。我们不但觉得杜甫进退维谷的身世值得同情，而且感到杜甫的政治热情并未减退。
曲江游宴诸诗是乾元元年三月所作，本年六月便出为华州司功参军。有一纪事诗，题目如下：
至德二载，甫自金光门出，间道归凤翔。乾元初，以左拾遗移华州椽，与亲友别，因此出门，有悲往事
只看这三十九字的题目，包括前后情事，可见作者的感情是如何激动。此次的移官，即是被贬；而他之被贬，明是因“坐房琯党”的缘故。《旧唐书。杜甫传》云：
琯罢相，甫上书言琯有才，不宜罢免。肃宗怒，贬琯为刺史，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。（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叙述此事隔断其文，遂有疑杜甫贬官不知为何事的。见《杜诗详注》《洗兵马》下注引潘来说，附辨于此）。
杜甫既属房琯之党，房琯既贬，杜甫短促而又微弱的政治生命，于此不得不告终了。以下请略言当时党派斗争的情形。
安史事变发生以后，玄肃父子，一逃西蜀，一留北方。灵武即位以后，政治重心，分而为二。追随于西蜀的自为一派，以房琯为首；拥戴于北方的自为一派，以宦官李辅国为首。房琯所领导的，都属于外朝的士大夫，其间颇有才士诗人，其人或出于草野（僧人赞公亦坐房党被放）。李辅国所领导的，除内廷的宦官宫妾外，还有一部分士大夫，则多属于世家旧族的所谓“搢绅”，其社会阶层的分野，大略如此。且先言房琯。《旧唐书·房琯传》略云：
琯少好学，风仪沉整，……性好隐遁，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，几十余岁。……天宝十四年，征拜左庶子，迁宪部侍郎。十五年六月，玄宗苍黄幸蜀，……琯独驰蜀路，……从幸成都。其年八月，与左相韦见素门下侍郎崔涣等，奉使灵武，册立肃宗。至 化郡谒见，陈上皇传付之旨。……肃宗以琯素有重名，倾意待之。时行在机务，多决之于琯。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 寇孽，收复京师。……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，接战，官军败绩。……琯用兵非其所长。及与贼对垒，琯欲持重以伺之，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，苍黄失据，遂及于败。上优待之如初。会贺兰进明自河南至……奏曰：“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。……以枝庶悉领大藩，皇储反居边鄙。此虽于圣皇似忠，于陛下非忠也”。——上由是恶琯。……崔圆厚结李辅国，到后数日，颇承恩渥，亦憾于琯，琯又多称病，不时朝谒，……听董庭兰弹琴，宪司奏弹董庭兰招纳贷贿，琯入朝因诉，上叱出之。张镐上疏，言琯大臣门客受赃，不宜见累。……乾元元年六月诏曰：“崇党近名，实为害政之本，黜华去薄，上启至公之路。房琯 素表文学，夙推名器。而率情自任，怙气恃权。虚浮简傲者，进为同人；温让谨令者，捐于异路。……顷者时属艰难，擢居将相，……而丧我师徒，……升其亲友，……自合首明军令，以谢师旅，犹尚矜其万死，擢以三孤。或云缘其切直，遂见斥退，朕示以堂案，令观所以。……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、前京兆少尹严武等，潜为交结，轻肆言谈，有朋党不公之名，违臣子奉上之体。……宜从贬秩，俾守外藩，琯可邠州刺史，秩可阆州刺史，武可巴州刺史。……今之所谴，实属其辜。犹以琯等妄自标持，假延浮称，虽周行具悉，恐流俗多疑，所以事必缕言，盖欲人知不滥。凡百卿士，宜悉朕怀。”
这段史料可以注意三点：其一，房琯在当时实为党魁，诏书提出“崇党近名”“朋党不公”的罪状，且明白指出其著名党羽刘秩、严武，与之同贬。其二，贬黜房琯这一措施，实不协于当时舆论。观诏书云：“或云缘其切直，遂见斥退，朕示以堂案，令观所以。”又曰： “虽周行具悉，恐流俗多疑，所以事必缕言，盖欲人知不滥。”这是惟恐人之议其后，所以不厌反复，汲汲剖辩。可知杜甫所谓“公初罢印，人实切齿”（已见上文）并非虚语。其三，陈涛之败，由于中使邢延恩的促战，肃宗固不得独罪房琯。门客受脏，其罪已细，张镐之言，肃宗固不能夺。总之，房琯并无若何大罪。至于诏书的内幕，则有一对立的党派，其党魁为宦官李辅国，而皇帝则其所捉弄的傀儡子。但既有皇帝可挟，则其形势已据全胜，故斗争的结果，其胜利必归宦官一派。通唐一代的史事来看，顺宗时的永贞政变，王伾、王叔文等失败，而宦官俱文珍等胜利。文宗时的甘露事变，李训、郑注等失败，而宦官仇士良等胜利，其事如出一辙。但其事实始于玄肃间房琯等与李辅国等的斗争，自来言唐史者，于此似尚少有论证（钱谦益于此有所阐发，而言之不详，又为同时言杜诗者所驳。本交节取钱说，可参看《钱注杜诗》《洗兵马》笺。）钱谦益说：“ 公（杜甫）以上疏救房琯，自拾遗移官，流落剑外，终生不振，此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，而后世罕有知之者，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，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。”钱氏谓房琯生平为唐史抹杀，此说最确。其关于肃宗的代立，以及劫迁西内之事，则深责肃宗不孝，渭“唐史不当隐于肃宗，归其狱于辅国，”此说则殊不然。试观肃宗自即位以后，内则制于张后，外则制于李辅国，其人之庸懦可知。前之夺位，实出于李辅国，后之劫迁，史亦明言矫诏。更从另方面言之：唐世家法，其皇位继承，素不固定，虽为太子，可废可诛，三庶人之事，肃宗之所亲见。当李林甫、杨国忠之际，屡濒倾侧，及安史之乱，留在北方，适有可乘之机，黠猾宦竖，竭力诱导，于是迫不及待，自取大位，似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。钱氏遂欲比之商臣隋广，亦不免稍过矣。但此是另一问题，姑不多谈。
房琯之免相，杜甫以小臣而首先上疏，当然毫无影响。张镐则为谏议大夫，论救虽不见听，却以镐代琯为相。镐为琯之党，自不待论，而朝廷作此措施者，实因当时众望所归，非房即张，故异党亦不能不掩饰耳目。但在相位三月，即出之为节度使，又可见唯恐其去之之不速。当时两派斗争，至为激烈，其党与牵连，就唐代史籍所见，不难辗转考索，今只就杜甫周围关系显著者略举数人为例。《新唐书·张镐传》云：
镐有大志，……视经史犹渔猎然，……好王霸大略，……嗜酒鼓琴自娱，……释褐衣拜左拾遗，……玄宗西幸，镐徒步扈从，俄遣诣肃宗所，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……寻兼河南节度使，都统淮南诸军事，……克河南郡县（此五字肃宗纪文）……史思明献顺， 镐揣其伪，密奏……不宜以威权假之，又言许叔冀狡猾，宜追还宿卫。……宦官络绎出镐境，未尝降情结纳，自滑州使还者皆直言思明叔冀忠，而毁镐无经略才，帝以镐不切事机，遂罢宰相。思明叔冀后果叛如镐言，召拜太子宾客。……镐起布衣，不二期至宰相。居身廉，不殖资产。善待士，性简重论议有体。在位虽浅，而天下之人推为旧德云。
观张镐为人，其负人望仅次于房琯，亦玄宗所遣以赴灵武者，因不肯结纳宦官，为其所谮，以致罢相，既而料事皆验，论理则当召还复相，然而不能，但置之闲散而已。这里表明两党斗争，至为明白。又《旧唐书·严武传》云：
读书不究经史，涉猎而已。……肃 宗兴师靖难，武杖节赴行在，宰相房琯 以武名臣之子，素重之，及是首荐才略可称。……优荐京师，颇自矜大。
此其为人，固是房张气类，其为同党同作斗争可知。惟旧书不言蜀郡关系，《新唐书·严武传》则明云：
从玄宗入蜀。
此五字以补旧书之缺，甚属重要。又《新唐书·高适传》云：
少落魄，不治生事。……拜左拾遗，……天子西幸，适走间道及帝于河池。……负气敢言，权近侧目。……李辅国恶其才，数短毁之。……适尚节义，语王霸，衮衮不厌，遭时多难，以功名自许，而言浮其术，不为搢绅所推。
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云：
适喜言王霸大略，务功名，尚节义，逢时多难，以安危为己任，然言过其术，为大臣所轻。
观高适之为人，其与房张为党何疑。《旧唐书》以房琯、张镐、高适同卷，即是以类相从。或疑玄宗在蜀，房琯议以诸王分镇，高适谏以为不可，可见高非房党。然房琯此策，安禄山闻而破胆，（宋程俱《北山小集》论此事最详）适偶与异议，并不妨碍其平生之志业相同。（又《新书》言适不为搢绅所推，以搢绅二字易《旧书》大臣二字，颇有意义。但言大臣，表其位高禄厚而已，其于这一社会阶层的意义犹不明晰，不如言搢绅之确切）。房党被排，故高适不为搢绅所推。适在蜀州寄杜甫诗，自言“身寄南藩无所预，心怀百忧复千虑”。说明两派斗争剧烈。
以上四人皆与杜甫关系密切，而房琯为党魁。杜甫上疏救房琯得罪，当时救杜甫者，除张镐外，还有韦陟。（新书·韦陟传）此人亦当时搢绅，而颇能持正，殊与房党接近。杜甫得救以后，有《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》略云：
窃见房琯以宰相子，少自树立，晚为醇儒，有大臣体。时论许琯必位致公辅，康济元元。陛下果委以枢密，众望甚允，观琯之深念主忧，义形于色，况画一保泰，其素所蓄积者已。而琯性失于简，酷嗜鼓琴，董庭兰今之琴工，游 琯门下有日，贫病之老，依以为非，琯之爱惜人情，一至于玷污。臣不自度量，叹其功名未垂，而志气挫衄，觊望陛下弃细录大，所以冒死称述，何思虑未竟，阙于再三。
杜甫才经大臣救免，但他还是重申前说，毫不避嫌，为房琯辩护，其性之倔强，殊令人吃惊。换言之，其斗争之顽强可知，综其平生，实与房张严高最为契合。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有云：
性褊躁傲诞。……放旷不自检，好论天下事，高而不切。
《旧唐书·杜甫传》有云：
甫于成都浣花里，……结庐枕江，与田夫野老相狎荡。
试一返观上述诸人，其性行何其相似，宜其在政治上有共同的目的，而结成一清流党派。与之对垒始终作生死斗争的宦官李辅国党派，则与诸人事事相反。兹先言李辅国。《旧唐书·李辅国传》有云：
禄山之乱，玄宗幸蜀，辅国侍太子，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。辅国献计太子，请分麾下兵趋朔方。以图兴复。辅国从至灵武，劝太子即位，以系人心。肃宗即位，擢为太子家令，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，以心腹委之。……辅国不茹荤血，常为僧行，视事之际，手持念珠。……宰臣百司不时奏事，皆因辅国上决。……府县按鞫，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，随意区分，皆称制敕，无敢异议者。
《新唐书·李辅国传》有云：
时太上皇唐兴庆宫，……辅国因妄言于帝曰：“太上皇居近市，交通外人，玄礼力士等将不利陛下，六军功臣反侧不自安，愿徙太上皇入禁中。”帝不寤，……会帝属疾，辅国即诈言“皇帝请太上皇按行宫中。”至睿武门，射生官五百人遮道，太上皇惊，几坠马，辅国以甲骑数十驰奏曰：“陛下以兴庆宫湫陋，奉迎乘舆还宫中。”……还西内，居甘露殿。太上皇执力士手曰：“微将军，朕且为兵死鬼。”左右皆流涕。
根据以上史料，则知肃宗之得代立，其“灵武夺位”一幕大喜剧，实在由于宦官李辅国一手导演。随之而来的“兴庆移宫”之悲剧，则李辅国且以导演而兼扮最重要之主角。肃宗之庸懦无能，任人摆布，目为傀儡，谅非过分。故在当时此一政治党派，则李辅国实为党魁。其于随从玄宗入蜀旧人，稍涉形迹，必加排斥。据《旧唐书·韦见素传》云：“房琯以败军左降，崔圆崔涣等皆罢政事，上皇所命宰相无知政事者”。此事叙在至德二载五月以前，然则收京以前（本年九月复西京，十月复东京），李辅国已独据统治地位。崔圆自蜀往灵武，因憾房琯而厚结李辅国（见《旧唐书·房琯传》），其人可谓善于随风转舵，但仍不能保其相位，可见两派划分，真如鸿沟之不可逾越。至于李辅国所领导之党，除其内廷同类宦官如程元振等外，当时专宠之张良娣，亦其有力的助手。（见《旧唐书·张皇后传》）其在外朝如贺兰进明与房琯有隙者，自必折入辅国之党。其余大臣则多为世家巨公，所谓搢绅之流，今亦举数人为例。《旧唐书·裴冕传》有云：
冕，河东人，为河东冠族。……冕虽无学术，守职通明。……亟入灵武，冕与杜鸿渐崔漪等劝进，……乃下令卖官鬻爵。……以倖臣李辅国权盛，将附之，乃表辅国亲昵……充判官。……性本侈靡，好尚车服，及营珍馔，名马在厩值数百金者常十数，每会宾友，滋味品数，坐客有昧名者。自创巾子，其状新奇，市肆因而效之，呼为仆射样，初代鸿渐，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，冕顾子弟，喜见颜色，其嗜利如此。
又《苗晋卿传》有云：
苗晋卿，上党壶关人，世以儒素称。……性谦柔。……会肃宗至风翔，手诏追晋卿赴行在，即日拜为左相。……小心畏慎，未尝忤人意。……性聪敏，达练事体，百司文簿，经目必晓。而修身正位，以智自全，议者比汉之胡广。
又《崔圆传》有云：
崔圆，河东武城人也，后魏左仆射亮之后。……圆厚结李辅国，到后数日，颇承恩渥。（十四字房琯传文，已见上 文，兹再引之以明其党派。）
又《李揆传》有云：
李揆、陇西成纪人，而家于郑州， 代为冠族。……揆，美风仪，善奏对，每有敷陈，皆符献替，肃宗尝叹之，尝谓揆曰：“卿门地人物文章，皆当代所推。”故时人称为三绝。……性锐于名利，深为物议所非。
又《李辅国传》有云：
中贵人不敢呼其（李辅国）官，但呼：五郎，宰相李揆，山东甲族，位居台辅，见辅国，执子弟之礼，呼为五父。
自裴冕以下诸人，皆为李辅国之党。其人则皆当时的世家名族，其性行则多谦谨、畏慎、巧宦、嗜利，其居政府，则柔懦易制，如高适等之言行，则绝不为此辈所推，而且受其排斥。盖此诸人，与房宿所领导的一派，事事相反，适成对比。乾元元年六月罢免房琯诏书，有云：“虚浮简傲者，进为同人，温让谨令者，捐于异路。”诏虽故作抑扬，不免过情，而确为两派特点之最好刻划，两派的斗争，实为玄肃间一大事件。唐代后来的政党事件，与此都有很多的关系，这是不难看出的。
凡党派斗争，其结果必有胜负，而胜者必以恶名加之负者。而历史记载，虽非有意曲笔，而其史料之所凭藉，爱憎相杂，则亦往往受其影响，所以治史者常常有翻案之说。至如唐代玄肃间政党的斗争，一言以蔽之，内廷宦官为首结合一部分士大夫，与另一部分士大夫的斗争而已，质言之，宦官派与清流派的斗争而已。宦官的罪恶昭誉于世，虽其斗争胜利，历史不能多加粉饰；但其失败一方必受到当时的加诬或丑诋，即如永贞政变，韩愈作诗，即不免曲笔。（详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）钱谦益说唐史抹杀房琯，其说并非无稽。钱氏又说杜甫上疏救房琯，是其一生交友事君的大节，其说亦善。自历史言之，宰相的好坏，关系于国家人民的兴亡盛衰。宰相的任免，是为封建王朝莫大的措施。房琯之贬，在当时自必激起掀天的政治巨潮，而杜甫区区以疏远小臣横身其间，不避嫌，不量力，企图以片言而收回天返日之效，这真是螳螂奋其臂以挡车辙。这种殊死斗争的精神，不顾一切的信心和毅力，是即杜甫之所以成其为杜甫，亦杜诗之所以成其为杜诗。古人说；“诗之失愚。”章太炎则以为“不愚固不能诗。”（见《国故论衡·辨诗》其说亦奇而确。总之，其志甚壮，而其事极可悲，这却是使人感叹不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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